对于社会热炒的取消高校行政级别问题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：如果官本位是前提，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，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。因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，住房、医疗、政府谈话、民间交流，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，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。 纪宝成代表的意见，不在于“该不该取消”高校的行政级别，而仅在于取消范围上的“单独取消”。即：除了政府机关之外，所有企事业单位都不应该有行政级别，要取消大家都一起取消，如果只是先把高校的取消了，那就是“贬低教育”。可是，知识精英汇集的高校，相比于其他同样有行政级别的企事业单位，难道不应该拥有更高的自视眼界和对社会的公共责任感吗？怎能因为别人都这样所以自己也必须这样，否则在“社会地位”上就要吃亏，就是对教育的“贬低”？ 换一个角度看，所谓“单独取消”，其实是“带头取消”。要富裕就得允许“让一部分先富起来”，要取消一个体制顽疾，同样得有一部分人先站出来带头实践，然后以实际成效告诉后来者。公众对大学是有很高期望的，在改变官本位体制这样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成为取消行政级别的“带头人”，大学应该感到当仁不让；而不应该自视太低，与一般企事业单位在“公平”问题上扯皮不尽。 既然纪宝成代表同意“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”，大概也能认同取消行政级别于高校发展有利；那么，不管其他企事业单位是否取消行政级别，只要对高校发展有利，勇敢去干难道不才是真正的重视教育吗？另一方面，在取消行政级别困难重重的背景下，之所以选中让高校带头取消行政级别，恰恰是因为高等教育问题备受社会关注，所以才“格外地重视”，怎么反倒成了“贬低”呢？ 某种意义上，大学居然需要靠行政级别来保证自己的“社会地位”，本身就是一种反讽式的悲哀；大学校长非但不为带头取消行政级别而感到高兴，反而认为这是对教育的“贬低”，则只能说明大学的“荣誉观”确实大有问题。事实上，一所大学的好坏从来就不是行政级别所能标榜的，公众也从来就不曾买过这个账。大学沦为论资排辈的官场久矣。当大学回归纯粹的大学，“找政府谈事情，是科长、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”，真有那么重要吗？ |
